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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苏格拉底之死  

2016-12-01 17:40:59|  分类: 博文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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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周英杰

【一】

台湾历史学家李敖在他的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里,曾经这样描写谭嗣同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和其他5个人被绑缚京城的菜市口砍头的场景——

“他被拥簇着走到法场正中,满地泥泞,太阳却是高照着,放眼望去,四边人山人海,却是鸦雀无声。”

于是,李敖借着谭嗣同这个半真实半虚构的人物发出了一段至为深刻的议论:

“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黑暗时代,他们在看我们流血。我们成功,他们会鼓掌参与;我们失败,他们会袖手旁观。我们来救他们,他们不能自救,如今又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无以自救。在他们眼中,我们是失败者。但是,他们又不知道失败者其实也蛮痛快,因为失败的终点,也就是另一场胜利的起点。这些可怜的同胞们啊,他们不知道,他们永远不会知道。”

面对鼓动风潮的革命先驱者,后知后觉或者不知不觉的群众往往是冷漠的、旁观的乃至于是反对的,这是所有的革命先驱者所必然面对的“庸众困境”。谭嗣同自然不是直接死于群众的冷血和不理解,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观看杀头表演的群众也确乎就是这场盛大杀戮的参与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作品里提及这一令人扼腕叹息的困境的,李敖不是第一个人,也不是最深刻的一个人。

【二】

在他的前面至少还有一个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在小说《药》里写到以推翻满清王朝为职志的革命者夏瑜被推到绍兴府的古轩亭口被砍头的时候,围绕在刑场四周看热闹的也是这样黑压压的一大片群众:“却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似的,向上提着”……待到刽子手手起刀落,这些看热闹的群众便惊魂般哄然走散。尤其具有悲剧色彩的结局是,夏瑜的鲜血成了他所要拯救的民众的代表——华老栓的药引子,他使金钱买通了行刑的刽子手,用蘸了夏瑜鲜血的馒头为他患上痨病的儿子治病!最后,儿子的病没治好,很快就死去,和此前英勇就义的革命者夏瑜埋在了同一块墓地里面。

在中国当代的流行政治语言库里,曾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之说,但对照上面提到的这两部小说的类似描写,不能不令人质疑这种说法的科学性:群众的眼睛何时雪亮过呢?也许,他们的眼睛的确是雪亮的吧,但每当关键时刻,这些眼睛却往往是紧闭着的。

【三】

难道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特有的国民性吗?当然不是。放眼整个人类世界就会发现,群众的冷血和愚昧其实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大共性。

若往最早里回溯,不能不提到耶酥基督之死。

按照《圣经新约》的叙述:作为木匠的耶稣在被捕之后,巡抚彼拉多一度是有意要释放他的。当时的审判惯例是:两个囚犯一起受审,观审的群众可以选出一个囚犯免死,而另外一个囚犯则要被钉上十字架。那天,和耶稣一起受审的那个囚犯叫巴拉巴。巡抚彼拉多听从了夫人的建议,本来是倾向于让耶稣免死的,可当他向在场的祭司长和长老们征求意见时,这些人却异口同声地要求让巴拉巴免死,而把耶稣钉上十字架。彼拉多屈从于暴民的压力,便“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四】

和耶稣殉难相类似的还有一个十分经典的案例,这就是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之死。

公元前399年的一天,一位雅典的剧作家状告苏格拉底。此人挑动法官说:“法官大人,我认为苏格拉底从不敬神,而且还向年轻人宣扬他那离经叛道的主张。”于是,在民主体制最初策源地的希腊城邦雅典,苏格拉底竟因言获罪而被送上了法庭。尽管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力辩自己不但无罪而且有功,但由雅典公民抽签产生的500人的庞大陪审团,最后还是通过两轮投票的方式判处格拉底死刑。

这两轮投票的结果:第一轮赞成处死苏格拉底的是280票,反对的220票;第二轮赞成处死的上升为360票,反对的下降为140票。很明显,在两轮投票中,赞成处死哲学大师的人数均占据多数。根据民主投票“少数服从多数”的游戏规则,年迈的苏格拉底最终被赐予一杯毒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苏格拉底之死从此成了一个极具标志性的事件,“以言论自由著称的一个城市,竟对一个除了运用言论自由以外没有任何罪行的哲学家起诉、判罪、处死,这给雅典的民主烙上永远说不清的污点”。他的死至今依然是那些极力推崇民主政治的人所不愿意面对的一大尴尬。很显然,体现了民主思想要义的“多数人决定”原则,在这里犯下了一个著名的和致命的错误。不得不令人怀疑这个神圣原则的正义性!

【五】

关于这一点,作为挪威经典作家的易卜生很早就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示了他的质疑。易卜生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精英主义者,从不迷信来自于群众的“公论”,明确指出所谓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荒谬性,直言“多数党说的总在错的一边,少数党总在不错的一边。”

易卜生写了两部社会讽刺剧——《人民公敌》和《社会栋梁》。这两个剧本采用反讽的艺术手法,非常深刻地揭露了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的美丑不分、好坏颠倒和盲从无知。在这两部堪称为“姊妹”篇的作品里,那个被群众奉为“社会栋梁”的人,其实是一个借着“公益”的名誉骗人钱财,无恶不作的坏蛋。就是因为他在赚够了黑心钱之后,掏出了几个小钱来,办了一所学校,建了一所孤儿院,设了一个公共游戏场,于是,群众就对他感恩戴德,打着旗子,奏着军乐,涌到他们家去,高呼“社会栋梁万岁!”

而那个落得人人喊打、众叛亲离的所谓“人民公敌”斯多克芒医生,却实实在在是一位真心为群众利益奔走办事的正直善良的模范公民。然而,好人不得好报。他被镇上的大部分市民奚落和指责,甚至被人骂为疯子!最后,用民主表决的方式,小镇居民宣布他为“人民公敌”,把他彻底逐出了小镇。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易卜生的笔下,所谓群众也者,不过就是一群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被统治者和有钱人牵着鼻子走,却又无时无刻不觉得自己才是这个社会的主人的人。对易卜生极为推崇的胡适先生曾经在他的《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这样评论说:

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要想维新,要想革命。这种理想家是社会所最忌的。大多数人都骂他是“捣乱分子”,都恨他“扰乱治安”,都说他“大逆不道”。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去压制那“捣乱”的思想志士,不许他开口,不许他行动自由;把他关在监牢里;把他赶出境去,把他杀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钉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烧死。

正因为社会上的大多数群众自古以来往往变为统治者打击异己的帮凶,法国思想家勒庞在1895年就根据自己的敏锐观察,将这些人斥为“乌合之众”。他在书中尖锐地指出,即使是一个十分优秀的个人,在进入一个群体之后,也将失去自我意识,完全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就像“动物、痴呆、幼儿和原始人”一样荒谬、愚蠢,不可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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